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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作文的前世

    2014-06-07 09:31    来源:新京报网 http://kuaixunshe.com

1910年,胡适参加留美考试,第一场考国文英文,国文题目为《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》。胡适写下一篇“乱谈考据的短文”,不料改卷老师也有考据癖,居然给了他100分。这其中,自然有运气的成分。

百年白云苍狗,时至2014年,像胡适这样的高分作文似乎越来越不大为人所关注,倒是高考语文考试甫一结束,零分作文即粉墨登场,受到欢迎。此一流变,意味深长。不过,要对作文考试真正有所理解,还得从它的源头——科举考试说起。

死记硬背难考进士

1904年,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增开的“甲辰恩科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举考试。次年,科举正式废除,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彻底分离。

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,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,可以考取“孝悌有闻”、“德行敦厚”、“文才秀美”、“才堪将略”等十科举人;进士二科,以“试策”取士,当时主要考时务策,即写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关的论文。如此一来,读书考功名,成为读书人走向上层社会的终南捷径。

在唐朝,科举制大有发展,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等五十多种,其中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、文章,考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才能;明经着重考经义,有所谓“帖经”,将经书的任何一页揭开,把左右两边蒙上,中间只开一行,再用纸帖覆盖三个字,让考生填充——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。

进士科要考文学能力、政治见解,因而得第较难,所以社会上流传着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的说法。这意味着,死记硬背或可考明经,要考进士,就很难了。到唐玄宗时,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。

到了明朝,科举制越发完备,考试内容基本以“四书五经”为准,以“四书”文句取题,文章格式受到严格规定,开始先揭示题旨,叫“破题”,接着承接上文,为“承题”,再开始议论,称“起讲”,然后“入手”、“起股”、“中股”、“后股”和“束股”依序而写,被称为“八股文”。这一时期,科举制度到达鼎盛状态。

八股文“还魂”

要写作八股文,首先得把“四书五经”背得滚瓜烂熟,其次要按照写作步骤,进行长期的作文训练,最后在此基础上,在重重限制下,力图写出新意。

八股文中,有一些篇章文采俱佳,明朝内阁首辅王鏊《百姓足,孰与不足》一文便广受赞誉。这篇文章强调了重视民生的观点。“彻法之立,本以为民,而国用之足,乃由于此,何必加赋以求富哉!”王鏊最后写道。

因其对形式的固守,束缚人的思想,也因为是人们步入仕途的唯一通道,很多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被排除在外,在科举制实行的过程中,争议不断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:“愚以为八股之害,甚于焚书。”也有存废之争,1738年,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帝,称:“科举之制,凭文而取,按格而官,已非良法,况积弊日深,侥幸日众。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,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。”乾隆组织讨论之后,发现没有人能提出替代科举的方案,这次提议也就不了了之。

时至1902年,清政府才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,但此后,在教育领域,八股文“死后还魂”,写作采用固定格式,着力模仿,扼杀创意,八股文现象不绝如缕。1939年,对于当时的教育现状,丰子恺就曾在日记中痛陈道:“过去之教育,不合天理人情之处甚多。就艺术教育而言,过去之绘画音乐教育,生吞活剥,刻画模仿,游离人生。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,而不知反本。此直可称之为‘画八股’、‘乐八股’。今后非痛改不可。”

丰子恺提出,要驱除过去的弊端,“必使一切事业本乎天理,合乎人情”,“凡本天理,未有不合人情者;凡合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。”

最后的科举考试仍可取

八股文桎梏身心,新式学校日渐发展,开民智、求人才,成为共识。时代洪流滚滚向前,1904年的科举考试,成为了绝响。如今,在教育界的人士看来,这一场考试却颇有可取之处。

这次考试分为三场,第一场考史论,考题有“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,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”,分析国家不振的情况下要不要“下猛药”等问题;第三场考“四书五经”,有三道题,首题为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义”。多是科举考试的“常规动作”。

亮点在第二场考试,考学生对各国政治的了解与思考,第一题探讨教育本身:“学堂之设,其旨有三,所以陶铸国民,造就人才,振兴实业。国民不能自立,必立学以教之,使皆有善良之德,忠爱之心,自养之技能,必需之知识,盖东西各国所同,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,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。讲求政治、法律、理财、外交诸专门,以备任使,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。分设农、工、商、矿诸学,以期富国利民,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。三者孰为最急策。”其后各题探讨日本、欧美国家的时政。

“这样的题目关心世界,视野开阔,学生会很感兴趣的。”在北京十一学校探访时,语文老师黄娟说。这所学校以面向个体的教育改革著称。

陈寅恪出对联题

八股既废,新的考试“接档”。民国时期,虽然有一段时间实行全国统一招生,但是,各大学招生完全自主,作文考试也由各个院校自己命题。1929年,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,分为甲部、乙部,前者是:“清季曾、李诸人(指曾国藩、李鸿章)提倡西学,设江南制造局、翻译科学书籍甚伙,其中不乏精深之作,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?试言其故。”乙部试题是:“清儒治学方法,较诸前代,有何异同?试略言之。”学生可以依此各抒己见,并无限制。

1930年,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,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,一是“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”,二是“生活杂感”,两者选一。臧克家把这两道题都做了,其中“生活杂感”一题,他只写了三句话:“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,但谁把那幻光看作幻光,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!”这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,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。结果,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得了零分,仍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。

学者陈寅恪也出过考试题。1932年,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,在一场国文考试中,出了一道对对联的题目,上联是“孙行者”,要学生对出下联。结果,只有三个学生对上,其中一人对以当时的北大教授“胡适之”,另一人对以南北朝数学家“祖冲之”,都对得十分巧妙。

1946年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,题目只有两道,除了一道成语解释题,便是作文题“学校与社会”。因为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,学生积极发挥,佳作频出,北京、天津的报纸副刊争相摘录、刊登。

对于这样的作文考试,一位评论者感叹道:“与这些简洁、精炼的试题相比,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?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、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,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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